在我党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斗争故事，而其描述中，常常出现一个名字。那便是号称王牌“谍王”的潘汉年。

后来新中国成立，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

然而1955年，潘汉年突然被以“内奸”罪名秘密逮捕，逮捕他的时候，他正和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等一道，作为中共上海市的代表参加在京召开的全国党代会。

转瞬之间，他就从我党隐蔽战线上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一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的副市长，变成了隐藏在党内的内奸特务。

这样的转变实在是猝不及防，不禁让人生出他究竟做了什么，他是功臣还是罪人的疑问。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

在会议讨论中，一些曾受高、饶影响的人，先后作了自我批评和交代。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同时严肃指出，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应及时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没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还可以会后写成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这一番话，使有些人感到不安，其中就包括潘汉年。而他的不安，并非在于他参与了高、饶的活动，而在于他隐匿在心底、错过坦白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3年在南京，汪伪特务李士群、胡均鹤曾挟持他与汪精卫会面。在当时的情况下，向上级请示汇报已经来不及，于是短暂思考过后，潘汉年便决定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冒险前往，最终在胡均鹤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了汪精卫的公馆，同汪精卫进行了谈话。

而尽管这次会见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潘汉年所说的也仅是应付之词，后续也没有进一步的接触，对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但在特定气候下，这一经历根本经不起细细推敲。

更重要的是，潘汉年当年在见汪精卫后，犯了一个不能犯的错误，即没有向组织上汇报，哪怕汇报会受咎责，也还有补救机会，但潘汉年没有这样做。

1945年，重庆国民党当局不知从哪里获知了汪精卫和潘汉年在南京见面的消息，于是借机大造舆论攻击我党。而延安方面对此事毫不知情。

这种情况使潘汉年深感南京之行的后果之严重，禁不住跑去见毛主席想如实坦露详情。但真的到了毛主席面前，潘汉年诚惶诚恐，连说话都不复流畅。

毛主席当时见状，没有等他继续说下去，就笑着对他说：“你不用紧张嘛！你这几年在敌后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对你是完全信任的。外面有些谣传，你也不用害怕。中央会为你澄清的。”

这之后，延安方面连连斥责国民党造谣生事，并几次以中央名义郑重辟谣。这可以说是毛主席亲自为潘汉年做了担保。而潘汉年面对毛主席的如此信任，可能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虚荣，终没能鼓起勇气坦白，而这一耽搁又是10年。

一直到了1955年，潘汉年终于找陈毅谈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陈毅当时便怒斥潘汉年：简直糊涂，不可饶恕，后亲赴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并转交潘汉年写的书面材料。

而曾几度对潘汉年嘉许备至的毛主席看到材料后大出意外，大笔一挥，做出了“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的批示。

后来也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潘汉年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被捕，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生活，1977年4月14日含冤逝世，直到后来中央在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后，才最终证实了潘汉年没有问题。

都说人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如果潘汉年对于自己的失误不隐瞒，及时交代，或许事情就不会到这一步了。